简捷说来，在如何看待新时期中国作家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我的意见是“三不主义”。具体陈述如次。
第一，学习外国文学不能瞎子摸象。应当承认，20世纪的外国文学尤其是拉美爆炸文学对我国新时期文学运动发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譬如莫言就曾说过：我恨不得跪在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个小老头面前叫一声老祖宗。而扎西达娃的小说中则充满了魔幻精神。追寻家族历史主题的余韵，在张炜、苏童等人的作品中产生了异曲同工的变奏，博尔赫斯“交叉小径的花园”一般的叙事迷宫，则诱导了马原等人的叙事革命。如此等等，正面作用随处可见。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多数作家在对域外文学的学习借鉴中，都表现出一种过于急功近利的急躁心态，立竿见影式的近视目光和快马一鞭式的短期行为。一言以蔽之，即瞎子摸象。一方面是心高气盛，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立马捧回诺贝尔奖；一方面又是心急火燎耐不得烦，摸到耳朵画薄扇，扯着尾巴喊绳子。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平心静气地沉下来咂摸透一国一地甚至是几个乃至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呢？更遑论对其作出宏观把握和深度整合了。至于文化准备和学养之间的巨大落差就根本忽略不计了。这种潜在的危机与局限一时半刻看不出来，甚至还会因为个人灵性的光芒而给人一种大器的迷惑与假象。但是，时至今日，种种先天不足加“瞎子摸象”式的学习法的后遗症都暴露出来了，少数作家一度闪烁过的大师之光也都有如流星一闪即逝。
第二，走向世界不是走向西方。我们承认，现代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就，对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其一，西方的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和社会基础，他国不可能照搬；其二，西方的文学也是他们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有的还可能是一种“弯路”的畸形产物（如后现代主义），他国不必要照搬；其三，西方化并不等于世界化，西方文学也仅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与科技的先进也并不等于文学的先进。任何民族和国家的文学要取得世界性的认同都不能靠紧跟谁或摹仿谁，只有立足本土，以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去参与世界的对话，才可能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仍以与我国“国情”相近的拉美文学为例，在长达150年的文学实践中，他们走过了追随法国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曲折道路，一直到本世纪40年代才产生“背叛情绪”，坚决地实行大地文学、乡土文学、土著文学的口号，扎扎实实地转入本土创作，回到印第安文化和美洲文化的传统，使域外经验和现代意识嫁接在传统这棵古树上开出奇葩，这才有了60年代的“爆炸文学”。再以与我们文化相亲的日本文学为例，在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全盘西化的进程中，他们始终未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江健三郎“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是“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而且川端康成也认为“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结果是，他们都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三，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恰恰相反，它作为人类四大古老文明的硕果仅存者，之所以能维系中华民族数千年不坠，不仅证明它具有一般传统文化的超稳定性，还说明它具有超越一般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的巨大活力。同时我还始终顽固地坚持认为，就知性的、分析的理性思维而言，我们也许弱于西人；但就感性的、整体的审美把握和艺术思维来看，我们却比他们更优，也即是说，中国的东方式的审美思维是更加接近艺术本质的。最近，画家石虎先生便对汉文化沿坡讨源，提出了“字思维论”，已经引起中国诗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郑敏先生据此追溯到90年前（1908年）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对汉语作为诗歌媒体的一篇赞美文章，其中早就阐述了汉语的象形文字所传达的动感，所包含的具体图画和多词类功能；因其非抽象性，包涵有浓厚的感性直观素材而更能表达诗的本质，认为“汉语文字由于其记载了人的思维心态的过程而开创了语言哲学的新篇章”，并对此东方哲思的特点惊叹不已。郑敏先生进而发挥道：“舍自己文化的本源去模仿他文化，岂非自甘沦为他文化的影子与附庸。”“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无知，对他者的文化传统虽同样无知，却盲目崇仰其新潮是造成当前我们文化危机的原因之一。”“其实任何新潮都有其传统基础，任何创新都来自对传统的深邃的理解，最伟大的创新者必是最深刻的继承者……割断当前与传统，只能搅起一时的新鲜感，绝不能产生经典之作。文化传统之可贵正在于此。”
范尼诺萨作为“他者”却如此理解和推崇汉字文化，确令我辈羞愧；但另有一批具有文化上的双重或多重背景的中国文人最终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皈依，是否又会让我们感到困惑呢？——本世纪上半叶，陈寅恪、辜鸿铭、钱钟书等一批大师少年出洋，游学多国十余年，在深谙异域文化和精通数门乃至十数门外语返国之后，却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有的人甚至还拒绝白话和简化字，坚持使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作，并且依然达到了学术高峰，这究竟作何解释？与此相近的例子还可举出台湾作家余光中、白先勇等人，他们在本世纪中叶也曾先后留学英美，也曾迷恋过艾略特和罗伯格里耶，但当他们回到台湾之后，也是一头扎进了传统文化之中，余光中还专门为此撰文，自称是文化上的“回头浪子”，而且他们也都成了台湾文学复兴的领军人物。这又究竟作何解释？难道仅仅是说明了他们的“好古”或守旧？或者说明了中华文化强固的惰性和强大的惯性？难道不可能或更可能同时也说明了这正是他们“入乎其里，出乎其外”之后一种深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恰恰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博大深邃和魅力无穷呢？
情形恰如郑敏先生所指出的，我们目前最需要的，首先是对中华文化传统深刻的学习、认识、理解和继承（尤其是一批青年作家对于古典文学的“补课”），而不是妄自菲薄和自卑自弃。
“三不主义”，也许远远不够全面，譬如还可以写下：第四，世界文学不能缺乏中国；第五，传统文化不能固步自封，等等。限于篇幅，就此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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